无论保健医生还是江青都无法使他改变饮食习惯。他就是喜欢辣、喜欢咸，喜欢红烧肉，而且要肥。江青最反对的也正是他的吃盐多，吃肥肉多。现在说句客观话，在饮食卫生方面还是江青有道理。但那时我们是赞赏毛泽东的“上气”，看不惯江青“瞎讲究”。终于，江青与毛泽东在饮食问题上闹了矛盾。我前面讲过，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不让我弄，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毛泽东发火了，说了那句“吃不到一起可以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毛泽东历来说一不二，这句话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此后；毛泽东再不曾动过江青的菜。作为夫妻，连饭都吃不到一起，那关系也就危险了。
是关系不和影响他们吃不到一起还是吃不到一起影响了他们关系不睦？说不准，也许都有一点吧。
江青是很讲究生活规律的，就是在三大战役那样的决定命运时刻，她也是晚上按时睡觉，早晨按时起床；该工作了工作，该活动时活动。毛泽东却循着他那28小时的“毛泽东的一天”来办事，极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起居。所以，常常是江青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准备吃“晚饭”。他们睡不到一起。何况，毛泽东稍遇大事便要连续几昼夜地工作，精疲力竭之后才由我们卫士服侍着上床，这时的休息容不得任何动静打扰，所以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江青才能接近一下毛泽东。这又能说明哪些意思？。
江青喜欢嘀咕人，嘀咕对象不分大人物小人物，大事小事；火上浇油的享做的多。毛泽东对此也是不满，并有所警戒。
从我的感觉，毛泽东有时耳朵根有些软，身边的人说话。多说几遍他就容易听信。有时我们卫士同毛泽东开玩笑，因为他休息时喜欢过过普通人的生活，喜欢热闹。这时我们卫士可以跟他无所不谈，可以开玩笑。我们大家逗一名卫士。说卫士没睡好觉是因为和对象闹矛盾了。一个人说了毛泽东当玩笑话，二个人说了毛泽东还跟着开玩笑，三十人说了。毛泽东便信以为真，不再开玩笑，认真要帮卫士解决矛盾。我们一看弄假成真了，忙又一起解释这是开玩笑。一个人解释，毛泽东不信；两个人解释，毛泽东还疑惑；三十人解释，毛泽东才相信我们确实是在开玩笑。我们总算没有犯“欺君之罪”。
我说“欺君之罪”是玩笑话。翻译师哲同志曾对毛泽东讲高岗工作能力强，是个好干部。毛泽东听过几次，也就表扬高岗这个人不错。过了两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会后对师哲说：“看看，你跟我说高岗不错，他现在搞了反党分裂活动呢。”师哲说：“我那是什么时候讲的？那时高是副主席么。”毛泽东没再说什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不乏“递个话”的机会。特别是在毛泽东发火的时候，她若是贤妻，就该帮毛泽东熄火。可她从来不爱熄火，就喜欢搞火上浇油的事。毛泽东对谁发火，她就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这种情况可一可二不可三。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哺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留给我们印象最深：“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江青有时也有自知之明。有些事她不自己跟毛泽东讲，叫别人去讲，她知道自己讲了毛泽东不听不信。她观察毛泽东喜欢听谁的话，就设法叫谁帮她递话。“文化革命”后期她拉毛远新，就是这个原因。
在文娱活动方面，江青本来对毛泽东是有所帮助的。特别是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记得在那戎马住榴的日子里，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也记得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我就用梳子替他梳头，促进血液循环。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反来复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牌。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
矛盾究竟是怎样产主和发展的？我也记不真切了。似乎是不知不觉，似乎与毛泽东渐渐上了年纪有关，似乎与江青的性格及身体状况有关，似乎……
反正在文娱活动方面他们也搞不到一起了。我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几句话：
毛泽东年岁渐大，保健医生十分注意他的活动。除游泳散步外，每星期总要求他跳一两次舞。医生掌握着时间，运动量不够是不行的。
毛泽东游泳或是跳舞，喜欢热闹。他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所以活动时一定要有一群青年男女，大家又说又笑，热烈喧闹才好。我们也了解毛泽东的这种生活需要，所以游泳跳舞时都很“放肆”。敢说敢笑。敢喊敢叫。大家没大没小，一律是普通人。
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我们那时年轻，不懂更年期是什么？就知道她有病。卫士们私下议论：“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我们都跳了一身汗，卫士田云玉还结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交了朋友，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保健医生说毛泽东获得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便受到鼓励，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我们这些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我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他说一些“问题”。俨然是一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大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一一一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一一一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江青对这种状况自然恼火，她恼火了就朝身边的工作人员发泄。1959年住广州那次，她时常朝身边卫士发火。而已常常是无名之火。